《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云破天开

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凡事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
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可以希望有益于社会。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救国家的自由！” 我对你们说：“争你们的个人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区河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打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逃荒去；瘟疫来了，只好闭门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树砍完了，只好烧茅草；山都精光了，只好对着叹气。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
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
我到水东草堂去看王先生，畅谈了一次。我记得他很沉痛的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我回来想想，下面没有普及教育，上面没有高等教育，明白的人难道能从半空里掉下来？
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意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到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
“毕业了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元年就提出“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的原则了。他后来办北京大学，主张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百家平等。
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运动至少有两点是和民国六七八年的新运动不同的：一是苏俄输入的党纪律，一是那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民国十六年的国共分离，在历史上看来，可以说是国民党对于这种不容异己的专制态度的反抗。
我从自己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译成中国语就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我们事事不如人：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教育不如人，知识水准不如人，社会政治组织不如人；所以我们经过了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很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继续生产，无数老百姓失业了！
我们中国今日无数人的苦闷悲观，都由于当年期望太奢而努力不够。
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恢复与兴盛决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
白石写他的母亲《母亲周太君身世》，中有这一段：田家供灶，常烧稻草，草中有未尽之谷粒，太君爱惜，以衣椎椎之，一日可得谷约一合，聚少成多，能换棉花。
国家乃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盈，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这是在中原沦陷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
和尚爱众生，但是佛教不准自食其力，所以有人称之为“叫化”（乞丐）宗教。自己的饭亦须取之于人，何能博爱？